姥爷讲的文革那些事01
文革期间的山西省政府、机关及各大企业单位的民众分成了两个派系,按照其成立日期分别被叫做“一二六”派和“三一八”派,十年动乱期间两派常年互殴,不单是在太原城里武斗成风,从北到南的各市各县都是如此。姥爷在世时,他常会拉着我跟我讲很多过往的故事,尤其是他在文革时期的见闻和经历。2017年的夏天,我用手机录音记录了一场和他之间的聊天,基于此,整理出来了这些文字。
一、街头乱象
姥爷那时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但他已经是村里的书记了,因此也有机会走出村子看到外面的世界。
有一年,他去阳泉和大寨参观,火车就要进入阳泉站时停下了,阳泉站正在“打仗”,这一等等了一两个小时才打完。火车进站后的景象,姥爷描述是:满地都是瓦茬片子、砖头蛋子。
随后,他住进了阳泉的宾馆,从三楼的窗户又看到了一场更为惨烈的斗殴:街上两派人扛着红旗斗殴,踩着死人打架,都喊着毛主席万岁,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,一边喊一边干。斗殴的时候也不见有一个部队的人出来制止,直到武斗完了、死了人了、都结束了,也不知哪儿就钻出来一堆部队的人,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,开始宣传武斗的不对。
姥爷说:你(看)乱成那个样,人家毛主席就讲话,大乱有大哲,你不大乱,坏人就出不来,形势大好!
我问他:你觉得他说的对吗?
姥爷深深叹了口气:唉呀……
二、时代的炮灰
姥爷有个在太原的朋友,是“一二六”派的一个小头头,电工出身,曾潜入过“三一八”当权派的政府部门玩儿过些掐电的小把戏。
在一次械斗中,他手下的一个叫郭培义(音)的东北人,仗着自己是个退伍兵,枪法好,竟然用枪蹦了“三一八”一个成员的腿。
械斗后,伤者去北京想告御状,哪知北京也乱的很,根本没人接他的状子,回山西的路上感染破伤风,一命呜呼了。
“三一八”当权派据此抓了郭培义抵了命,小头头也受牵连在祁县第一监狱蹲了十二年,直到浩劫后的平反才被释放。那时期,他只有40元工资的妻子一个人拉扯着两个闺女和一个儿子。
讲起这段往事,姥爷和姥姥说了这个朋友在监狱的凄惶景象:饿到能摸着肚子里硬硬的屎疙瘩;张着手放在毛衣下面,身子一哆嗦虱子能掉一手心;睡觉每人就一个条凳,两个人的话还能把凳子排起,中间放个烂褥子凑合着睡,稍微一动就掉下凳子去……
那时姥爷刚刚当上村里的书记,是“三一八”当权派的一个工作组任命的,工作组有位名叫“张狗甲”(音)的领导跟他说:“王树林,我叫你咋(干)你就咋(干),犯了错误,出了问题,有我呢!”
姥爷心说:有你?你一个工作组的,到哪时出了问题,你走了就不来了,我咋弄?我就是村里的人,我跑的了么?你对了,我干,你不对,我不干。不就书记么,不叫我干算拉到。
我们县上有个“一二六”派的人,叫“刁立德”(音),大年三十在家里正剃头呢,剃到一半,“三一八”的人闯进门把他提溜走了。人被拉到县上的皮麻厂(注:音译,具体是个什么厂子不明确),用手钳子在身上夹出了一身的伤,牙齿都被钳子拔光,活活折磨死。
因为他老丈人是姥爷村子里人,暴毙的刁立德在大年三十的黑天半夜里,被扔在了他丈人村子西坡头的雪地上,直到清早才被人发现。
姥爷得到消息和民兵连长一起赶到坡头时,尸体周围已经围了一圈观望的村民,现场已经被破坏了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用锅锅灰(农村土灶烧火后的灰烬)绕着尸体撒了一圈,尽量保护现场不给继续遭到破坏,然后去打电话给公安局。
公安一来,从死者身口袋掏出一个条子(我猜测应该是证件一类的本子),看过后把姥爷和民兵连长拉到一边问道:你们可知道这是谁?
俩人摇头回应不认识。
公安说:这就是“一二六”的刁立德,死就死了,不用管他。
公安走了,具体尸体怎么处理的,姥爷没讲,但他跟我说:“虽然咱当的是‘三一八’的书记,但也知道‘三一八’不对,可咱也不敢说”,语气里情绪复杂。
他知道那个时代的恶,他知道“三一八”的恶:
“三一八里有个头儿,叫王虎(音),是山上梁户人(音),在文革后期给自己封了个‘修理所所长’,凡是跟他不对付的人,夜里就被叫到所谓修理所接受修理,把好多人都修理死了。”
动乱后平反时,这作恶的王虎被枪毙,算是恶有恶报,但又有多少如王虎一般的恶人,至今都还没有得到恶报,甚或还活得五彩缤纷。
三、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
并不是说当权派就不被批斗。
姥爷说,有个叫左权的将军牺牲后,名叫刘兰芝的遗孀改嫁给了省政府一个叫陈守忠的干部,文革期间,刘兰芝就不断地在太原城里被游街,“哎呀,斗哩不行”。
那时不管你是好书记还是坏书记,也不管你是村书记还是县委书记,统统被叫做“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”,说斗你就斗你,你是哪一级的干部就在哪个范围里被批斗。刘兰芝是省级干部,天天被拽着头发押着在太原市的各大街道、机关和工厂里被批斗。
姥爷也是如此,但因为姥爷在村子里声誉好,每天吃完饭,连高帽子都不用戴,更不用说挨打了,就在村里转悠,游完了就是高台上的批斗,然后散会回家。
但另一个村子的书记就没有这么走运,这书记叫张义(音),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员,抗战胜利后回村当了书记。
他每次被游街,除了戴高帽,脖子上还挂着沉重的木板,支撑木板的是在我们当地被叫做“米丝”的特别细的铁丝,每次被游街批斗后,脖子上会被割出一道道口子。
多么可悲可恨的一个时代!
文化二革命早已開始,慢慢看吧。我離開之前的兩年在老家和親人們談起這個話題,被當衆批鬥了幾次—-“沒有政治覺悟、文革絕不會重來”。
是我不對,破壞了他們的聚餐。從此之後我什麽都不說了。
智者不争,愚者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