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院闲叙

二十多天前，辞宴回家的我，因为喝了些酒，不慎从电动车上摔下，不知撞到哪里，左胸被撕裂开一道十公分左右的伤口，虽然及时做了治疗，但还是在一周多前拆线时发现感染，不得已要住院治疗。今日重新缝合伤口后出院了。我想絮叨一下住院这几天同病房的几个病友的小故事，这些细碎事，日后很容易忘却。

人民医院创伤骨科的病床编号很是奇怪，并不是三个床挨序，我们病房有三张床，编号是15,16,50床，隔壁是13,14,51床。后来想通了，这是把原来的两人间改成三人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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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说50床吧。

50床是一位阳朔县的阿叔，60多岁，应该是在家用铡草机铡草时，左手被卷进去了，五个手指只有小拇指健在，其他几个都是粉碎性的那种，我进病房看到时，他的手被包扎着，乌黑乌黑地蜷作一团，又因包了薄膜的缘故，面上反出灯光的亮，一根软管插进去，不断地用药液冲洗着内部。

阿叔的伤势很重，已经严重感染，原本我住进去的当晚是要做截肢手术的，但达不到手术条件，只能先治疗感染后再行手术，我出院的今天，他又一次进入手术室——这是他第三次进手术室了。

第一次是在阳朔县医院，当时他们强烈希望以保全手指为目的做的紧急手术，术后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县医院发现可能保不住了，转院到市人民医院，也是想以保全为主，但研判后结果无法保全，只能做截肢（也许是截指），进行了第二次手术，去除了指骨。

面对这种打击，阿叔很沉闷，起码在我刚住进病房时的两三天，他寡言少语，跟陪床的女儿也很少说话，从早到晚地看着电视，一直是电影频道，三四天后他才时不时地更换频道。我想他应该是在跟自己的内心做着艰难的斗争吧，我想他应该是最终战胜了内心——他开始主动跟我聊起了天。

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已经成婚了，儿子未婚但不知所踪。他说这个仔被人洗脑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也没跟他们联系，更别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还杳无音信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想到了缅北，但我不能妄加猜测，更不能在他面前乱说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讲我们老家的一些琐事见闻，拉拉家常。

好在他还有个女儿在桂林工作，可以请假陪护，他女儿温和清丽，又透着农村女子的精明能干，陪护期间的吃喝拉撒无不尽心尽力。她时常因为夜里照顾父亲时声音太大吵到我们而道歉，还将亲戚拿来的果品分予我和15床。当我夸起她时，阿叔就难得现出欣慰的笑来。

阿叔的伤在我出院时已经花销了六万多元，这对于一个收入并不高的乡下人家，是一笔不菲的开支，即便有新农合的报销，也负担很重。毕竟保险解决能力有限，而受伤后的损失不仅仅是治疗费用，还有漫长的养伤带来的收入断流。阿叔是农村人，只要地里的活儿有人帮衬也不会影响，但没有土地种的城里人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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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床小我一岁，替人送货为生，一个多月前骑着改装的电动车摔了一跤，左脚背被刮掉一片皮肉，断了一根筋和血管。入院后手术接续手术，又从大腿内侧取皮移植，频发感染（夏季真的很容易伤口感染），一直在做治疗。我入院时，他已经快出院了。许是我们年纪相仿，又都是电动车摔伤，我们交谈的更多些。

当我问他小孩多大了时，他有些赧然地笑笑，说还没结婚。说起家庭，他又从容地说自己孤家寡人一个，父母都过世了。这话题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茬，反而他却开始了滔滔不绝地讲他这个没有土地的城市底层人的困局。

他住院已经一月有余，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，因为行动不便，吃饭都是靠外卖。我见到他的这两日，未曾见过任何一个人来看望他，只在出院时见到一个友人来替他办理手续和收拾东西。

他说自己当下最大的困境就是出院后的生活怎么办？已经没有积蓄支撑，伤情最起码还要两个月才能好，这期间的生活费就是个大问题。他不像50床，之后缺钱少粮还无人照顾接济的日子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话语间满是忧虑重重。至于申请救助，社区回答就一句话：出院了再说。就再也不接听电话。

我相信中国还有很多像15床这样撑不住一场病带来的惨重后果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城市户口没有工作的人，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掺杂着其他困境的存在。我出院的当天去理了个发，理发师跟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关系，他跟我感概说现在的中年男人一怕失业、二怕父母病、三怕小孩学坏、四怕妻子背叛、五怕自己大病。

听到15床的境遇，我起了怜悯心，甚至想他出院前加他微信，给他转点儿钱，使他能安心度个三日五日。但他的一番话，令我打消了这念头。我一个老乡来探望我，话语间聊到了俄乌战事，15床眉宇间苦闷不再，用一种笃定的语气为这场战争做了个总结：俄罗斯原本一个小时就能拿下的，就因为美国才打了这么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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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苦难并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造就，内心的认知才是决定因素：

你用什么样的是非观来看人间，人间便以什么样的得失果回赠与你。

我宁愿在那年的12月里，为战火下的亡魂哭泣，也不愿今日给这样是非不明的人以些许怜悯。